尤其那辽南海滨诸郡，舟车辐辏，商贾云集，好一派热闹景象。盖因货殖之利日盛，匠作之巧日精，兼有远洋异域之需，竟于那稻田桑林之外，悄然生发出些许新意来。市面上，货物不再仅为自家所用，多有专事贩售者；坊间里，雇主与佣工，不再是主仆名分，多以银钱定约，按日支酬；各行各业，分工愈细，宛如千丝万缕，各司其职。这便是所谓“富庶之象，暗藏机巧之变”了。
此间风物，最著者莫过几样：一是那綾罗绸缎，二是那棉麻布匹，三是那精美瓷器，四是那坚铁利器，五是那书册印品，再有便是茶、糖等农产加工之物。这些个东西，产销两旺，织就了一张遍及天下的商贸网，隐隐然已非昔日男耕女织、自给自足的小家光景。然朝廷法度、世俗观念、乃至匠人思路，终究有所局限，故此番新象，虽如雨后春笋，却未能长成参天大树，蔚然成风，此是后话。
且说那纺织之业，实乃辽南一带的半壁江山，尤以丝、棉为最。
丝绸一行，当属绮、纨、秣三地执牛耳。城中遍布机房，主人家称“机户”，拥有织机、原料，雇佣那无地依靠的手艺人，唤作“机工”。这些机工，凭手艺吃饭，按日结算工钱，约摸是四分银子一日的光景。想当年盛时，单绮地一城，织工、染匠便有近万之众，何其壮观！技艺上，提花机已是寻常物，能织出那妆花缎、云锦等精妙绝伦的上等货色（尤以秣地织造为最），光彩夺目，非寻常人家可用。这些贵重丝绸，多由桴郡的月湾商船，运至南华，再由那西洋大帆船转运至西洋。据闻，南华海关册载，每年竟有二十万匹辽国丝绸销往鹰洲，更有部分辗转流入泰西贵胄之家，以为珍奇。
再说那棉纺织，则以泓府最为兴盛。早年有巧妇黄氏改良了轧棉、纺纱的器具，一架纺车能顶过去三架的工夫，大大提升了产量。由此形成了“北棉南运，南布北销”的格局：北方的沐郡、汶郡等地的原棉，源源不断运往泓府，加工成那结实耐用的标布、扣布，行销全国，一年下来，怕不是有两千万匹之多，真个是“衣被天下”，此言非虚。泓府所产棉布，亦有桴郡商人设法运往箕国，换取白银回流。有载箕国记录，单单一艘商船，便能装载五千匹棉布，可见其贸易量之巨。因这棉纺之盛，泓府左近的纺溪镇、织锦镇等专业市镇应运而生，染坊、工具铺、浆洗房一应俱全，各司其职，井然有序，宛然一幅产业繁华图。
其次，便是那陶瓷之业，尤以瑶山镇为翘楚。自世祖朝开了“官搭民烧”的口子，民窑便如雨后春笋般兴起。到了近世，民窑已有九百余座，雇佣的工匠数以万计，其分工之细，竟达七十二道工序，从拉坯、利坯、画青花、施釉到烧窑，环环相扣，一丝不苟。技术上亦有突破，采用了澜郡南运来的“回青”料，烧制出的青花瓷色泽浓艳，别具一格；又创烧了斗彩、五彩等新品，愈发显得富丽堂皇。更有趣的是，这瑶山镇的瓷器，不仅供奉内廷、行销国内，更能按西洋客商的需求，定制那带有家族徽章的纹章瓷、饮咖啡的杯具，甚至模仿那红毛国红毛陶镇的陶器风格，可谓“量身定造”，风行海外。贸易路线上，有西洋商船自湄出发，经卧亚远赴大西洋港，将瓷器运往西洋；亦有商船通过南华至墨湾港的航线，将瓷器销往鹰洲。
再看那冶铁与金属加工，则以峤郡的冶城为最。此地冶炼之术颇为精湛，所用竖炉高达六米，一日可产铁一吨半，全赖那巨大的木制风箱鼓风，将炉温提升至千三百度之上，炼出的“广铁”质地均匀，颇受好评。尤其是此地铁锅，以轻薄耐用闻名，一口锅仅重三斤，而箕国的铁釜却重达十斤，相形见绌。近世以来，每年经由湄地出口到南华诸国的铁锅，便有五万口之多。在军备上，峤郡冶城的工匠亦有贡献，曾为抵御外侮铸造了一种铁芯铜体的复合炮，唤作“西洋炮”（佛郎机），射程可达五百米，技艺在东亚堪称领先。
至于印刷与造纸，亦是文教兴盛的表征。秣、绣等地的书坊，如那坊间有名的书铺，采用活字印刷和多色套印技术，大量印制通俗小说，如《五胡演义》、《花间事》之类，以及士子们所需的科举程文。这些书籍，制作精良者，一部竟可售得二两白银，相当于寻常农家半年的口粮，可见其价值。纸张方面，翚郡的纸乡所产的宣纸，以青檀树皮为原料，历经百余道工序，制成洁白柔韧、号称“纸寿千年”的佳品，专供书画名家。而桴郡所产的竹纸，则成本低廉，每百张不过一钱银子，极大地方便了大众读物的印行与流传。
最后说说那农作物的变化。随着需求的增长，农人亦不再固守传统。苕郡一带，出现了“桑争稻田”的景象，农户纷纷改种桑树，因一亩桑叶的产值可达五两白银，而稻米仅得二两，这丰厚的利润支撑起了“湖丝甲天下”的美名。汶郡之地，据农书记载，棉田竟占了耕地的八成。桴郡的茗山红茶，被西洋人称为“神茶”，经湄地销往西洋，成为彼处的新宠。峤郡的莞邑则以牛力榨蔗制糖，远销至大食国等地。凡此种种，皆可见农业与手工业、贸易的紧密联动。
综观辽朝此一时期的景象，确有几分新气象：
其一，是雇佣劳作渐兴。无论是纺织业的“机户”与“机工”，还是瑶山镇的“窑户”与“匠役”，主家出资、雇工出力、按钱取酬的关系日益普遍，不似从前那般人身依附，算是一大进步。
其二，是分工日益精细。丝绸分络丝、织造、染色；瓷器细分至七十二道工序；棉布则从轧花、纺纱、织布到印染，环节众多，各有所专。
其三，是远洋贸易驱动。丝绸、瓷器、铁锅等物，或明或暗，通过月湾、湄地等口岸，源源不断输往海外，换回了鹰洲、箕国等地的白银。辽朝白银能通行于市，很大程度上也赖这海外贸易的输入。
然则，此番盛景之下，亦有其难言之隐与局限：
一是朝廷时有限制。海禁政策时紧时松，合法的贸易口岸不多（仅部分时期有限开放，如世祖开关），许多商人不得不依赖走私，若海上巨贾铤而走险，其资本积累自然动荡不稳。
二是工商之利，多归田土。商贾工匠辛苦赚来的银钱，往往并非用于扩大作坊、改进技艺，反而多用于购置田产，求个安稳（如泓府某大族田产数十万亩），这便使得工商发展的后劲不足。
三是技艺传承，多赖经验。无论是纺织机杼，还是冶铁高炉，其改良多凭匠人世代摸索，未能与格物致知之学相结合（对比同期西洋的新学进展，则显保守）。
四是世事动荡，暗流涌动。官府苛捐杂税，时或引发民变（如天安礼定年绮地有工匠领袖率众抗税），机工们亦会联合起来，抵制东家的压榨。
总而言之，辽朝的这段时光，恰似一幅泼墨山水，既有繁花似锦的亮色，亦有云遮雾绕的朦胧。市井间的生机与活力固然可喜，然其终究未能冲破旧有藩篱，长成一番崭新格局，留予后人无限感慨罢了。
且说这辽国，自世祖皇帝登基之后，见那邻邦箕国，虽疆域不广，却因通商惠工，竟成周遭诸国中首屈一指的殷实之地。世祖深以为然，遂一改前朝闭关之策，力主开埠通商，设市舶司、市令司等衙署，以兴工商，效仿其富民强国之道。此举之初衷，固然为固本强基，充实府库，精练军备，亦图以经济之柔力，潜移默化，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徐徐影响四邻，收服那些前朝遗脉与梵、明二教盘踞之地。
此策历经数十载，至当今圣上御极之时，工商之业愈发兴盛，作坊遍地，市井较之往昔，更添了几分喧哗。然此策推行日久，却也渐生流弊。为兴工坊、建城镇，需那无数伕役工匠。于是乎，竟有地方官吏，为凑人手，甚或将黎民百姓从世代耕种的田亩之上强行驱离，迫其入城务工。这百姓们既离了乡土，入了城郭，便需寻觅安身之所，一家老小的吃喝拉撒、衣食住行，桩桩件件皆要操持。既要在城中谋生，又需片瓦遮头，如此一来，房舍顿成稀缺之物，遂有营建买卖之业悄然兴起，楼宇日增，城郭也随之不断向外拓展。
只是这城中房舍，价昂利重，寻常百姓初来乍到，囊中羞涩，何能轻易购得？于是，那借贷放债的行当便应运而生。百姓们无奈，只得立下契约，借贷安家，再以工坊中辛劳所得，按期偿还本息。如此一来，虽不见旧时苛政之形，然百姓却被这雇佣与借贷死死捆绑，终日劳碌，所得泰半用于还债，竟成了一种新式的桎梏。外人看来，市面繁华，百业兴旺，一派昇平景象；谁知晓内里，万千黎庶，竟如蚕茧自缚，虽得一时之暖，却早已身陷其中，为这庞大国器所役，动弹不得矣。
如此情状之下，民心岂能安稳？工商各业的百姓与朝廷官府之间，怨怼之气暗生。其中一些不堪其扰者，或避入深山密林，不问世事；或心灰意冷，转而寄身于宗教，寻求慰藉，不少人便流向了那明教的势力之中。
当今圣上久居深宫，对此民间疾苦、暗流涌动，亦非全然不晓。圣心思忖，恐积怨日深，终成祸患，须得设法疏导。恰逢此时，有西洋来的能人异士，带来一种名为“蹴鞠”的球戏，颇为新奇有趣。圣上灵机一动，便想借此举办一场规模宏大的蹴鞠赛事，一来可为万民提供一宣泄情绪、纵情欢娱之所，二来亦可彰显国力，转移视线，将那潜在的矛盾消弭于无形。
为办此盛会，圣上亲自擘画，不惜靡费，遍征海内外能工巧匠，历时多年，耗费无数金银心血，督造一座规模宏大、前所未有的蹴鞠竞技之场。直至当朝皇曾孙开垌亲临督建，此浩大工程方得峻工。若论当今圣上一朝功业，耗费心力最大、最为瞩目者，怕是无过于此了。
正是：“世祖开商埠，荣华掩弊深。圣孙承旧策，球鞠转民心。”
下面，且让我们细观此番“举国第一盛宴”之蹴鞠盛会，其间运作究竟是何等光景。
且说那国都琮城之内，如今最引人瞩目的所在，莫过于城中那座巍峨壮丽、声名远播的“大辽皇家蹴鞠苑”了。此苑正是当年圣上为疏导民情、彰显国威而敕建，自其落成之日起，便成了这京城乃至整个大辽国的一桩极大盛事，亦是圣上在位期间最为人称道的一大功业。
放眼望去，这蹴鞠苑气势恢宏，可容纳观众两万之众，苑体呈椭圆形，据说是采纳了西洋周全视野之法。其外观，仍是本朝皇家宫苑之气派，飞檐斗拱，琉璃瓦顶（主黄辅青蓝），汉白玉栏杆，无一不显皇家威仪。然内里支撑看台之结构，却巧妙融合了西洋奇巧之术，运用了几何、力学之原理，由工部与司天监主持，并有西洋技师参赞，方得建成如此高耸而稳固的看台，远观近瞧，皆令人啧啧称奇。
苑内座席，已然是尊卑有序，等级森严。西侧中央高台御座，乃天子临幸观赛之所，金碧辉煌，侍卫环立。且说每逢重大赛期，或是圣驾亲临，或是钦派王公大臣莅场之时，按例在赛事开始之前，必有一番训示。若逢天子御驾，便由御座阁楼前特设的露台之上，面向万民宣谕。为使圣言或大臣训示能远播场内，令两万观众皆得聆听，工部与司天监的巧匠们，曾借鉴西洋传来的声学之理，并合以本朝冶炼之术，造出一种名为‘聚音铜’的奇异器物。此物形似数个巨大的、内壁磨光之铜喇叭相连，巧妙安设于御座露台下方或两侧特定方位。训话之人只需立于其后，声音便能经由此‘聚音铜’汇聚放大，远远传开，虽万众喧哗，亦能使得前排后座，约略听闻一二。届时，天子或大臣或勉励球员奋勇争先而不失恭谨，或宣扬国恩浩荡、四海升平，或训诫万民恪守本分、乐观盛世。一番话毕，场内肃然，待礼炮或鼓声响起，方才开始龙争虎斗。其侧为宗室勋贵的私密包厢，约莫一二十间。再下便是文武百官之席，依品级划分，秩序井然。次一等者，乃中下级官员、武将及特邀之士绅嘉宾（内亦含外国使节专区）。至于占据了两端及上层看台最大片区域的，则是当值的卫所军士，多席地或立于台阶之上观看，亦有弹压场面之责。最偏远处，方是经特许入场的寻常市民之席，虽简陋，却也座无虚席。各区域间界限分明，栏隔墙挡，入口各异，由兵士把守，绝无僭越混杂之虞。
尤其那观赛区域，除却极私密的包厢外，皆严分男女，各在指定区域就坐，礼不可废，泾渭分明。至于那净房（如厕）之事，亦早有周全布置，于场馆左近设有多处，等级分明，男女各异，并有专人定时洒扫清洁，以应两万人聚散之需。
至于苑内竞逐的，便是那八支名动京城的队伍。此八队非同一般，乃是精心遴选，各代表了朝廷与京城的一方势力或阶层：有那代表皇家爪牙、威严肃杀的锦衣卫队；有那代表皇室宗亲、贵气天成的宗正寺队；有那代表国家营造、精于计算的工部队；有那掌管车马驿传、行动迅捷的太仆寺队；亦有那由京城富商巨贾组成、财力雄厚的商总会队；有那擅用军械利器、技艺精湛的神机营队；有那负责京城治安、风格硬朗的五城兵马司队；更有那代表文人雅士、讲究章法技巧的翰林院队。此八队轮番上阵，各显其能，明争暗斗，早已是京城百姓乃至达官显贵们津津乐道的话题。
如今场上较量，皆依朝廷颁布之《皇家新定蹴鞠章程》行事。每队遣十一人登场，内中一人为“门尉”，司守“龙门”。球员禁用手触球（门尉于特定区域除外），力求将皮鞠送入对方龙门。其间规则甚细，诸如“越位”、“角击”、“界踢”、“任踢”、“罚踢”等名目，皆有正副判官依据章程裁断。场上球员若有违规，轻则领“记过牌”（黄木牌），重则得“驱逐令”（红令牌），立时下场。计时则用场边铜壶滴漏或更鼓，每场分上下两“节”，各三“刻”时长，中场歇息一“刻”。所用皮鞠，亦是蹴鞠司监造，尺寸重量均有定制。
再说那场中间歇息一刻之时，虽是一刻光景，鞠场之上亦不得空闲。只见那绿茵场地中央，早已款款步入一群来自教坊司的伶人。或是身着彩衣的舞者，长袖飘飘，翩跹起舞，演绎那霓裳羽衣之态；或是乐官伶官，弹起琵琶，吹起洞箫，奏一曲太平新乐；更有那技艺高超的百戏艺人，翻腾跳跃，献演诸般奇巧功夫。如此安排，既是为两节激烈赛事之间，调剂气氛，供看台上王公贵胄、黎民百姓娱神悦目，松弛片刻；亦是给了这些教坊司艺人一个天大的舞台，能在御前、在万众瞩目之下展露才艺。若能得一两句夸赞，或被某位显宦相中，对其日后扬名立万，自是大有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