曾经是新鹤谷学馆的学生，当前在少年院服刑。少年院的生活很枯燥，白天劳动，晚上9点就熄灯睡觉。太早了，念书的时候复习功课得熬到半夜。睡不着的时候，我就会思考自己是如何落入这个田地的，至今没有得出确切的答案。明天是刑满释放的日子，作为恢复自由的纪念，我再次回忆一年前的事，希望这份过去能给我的未来一点指引。
当时是早上8点。
小雨淅淅沥沥地下着，大部分的师生都已经到校，操场上的伞一个挨着一个，黑压压的挤在一起，看不到伞下人的脸。这无关紧要，毕竟学校里我只认识几个人，是的，只有几个。我与这个学校的一切格格不入。
门边戴着袖章的是风纪委员也撑着伞，严肃地审视着进入学校的学生的衣着仪表是他的工作，但不是每一个。比如刚刚小跑着越过我的栗色长发女生，违反了不能染发的规定，但推说是最近饮食不良，头发是自然变得枯黄的就没问题。因为她是风纪委员的女朋友，所以拙劣的谎言也就被当成了实话。对了，谈恋爱当然也违反了校规，但没人举报就没问题，有谁会想得罪风纪委员呢？
如果是我走进校门，会发生什么事？
“桂正作！”他拦住我，“和你强调过很多遍了吧，你那个头发不行，到这边来。”
学校对发型有着严格的要求，不过我昨天才去过理发店。我不会把这句话说出来，实际上我不怎么说话，毕竟说出来没有用，反而会被认为是借口、顶嘴、死不认错。照做是最安全的方案。他拽着我的头发让我不得不低下头，坚硬的金属直尺用力戳在后脑勺的头皮上，可能破皮了。
“太长了！已经超过规定了！到底什么时候你才能遵守校规呢？还有刘海也是。”他嘴角弯起一点不易察觉的弧度，我非常熟悉这个表情，这是一种不妙的预兆。“马上就要打铃了，让你回去改正也来不及了。我再做一次好人，帮帮你吧。”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把剃刀，我抓住他的手腕，企图甩开他抓住头发的手，剃刀锋利的刀刃贴着我的后脖子向上滑动。
“别动，要是割开了头皮就全赖你自己。”
那就割开吧。我激烈地挣扎起来，一道凉风划过我的耳朵，接着耳廓像被火燎过似的灼热。
“喂！你们在干什么！8点09分15秒。还有45秒就打铃上课，你们太没有时间观念了。”
严厉的声音传来，风纪委员放开了我。
是国木田老师，他一周两次来上数学课，他严谨的教学风格在推崇“规矩”的私立学校内大受家长们的好评，教学成果有目共睹，因此即使性格古板，还是外聘教师，他学校里也颇有地位。
风纪委员用简略地话语向他“解释”，国木田老师对于风纪委员“严格遵守学校制度”总是持赞赏的态度，尽管有时候也认为“方式略微过激”，但都是为了达到工作目标不得已而为之，可以理解。如果距离上课的时间还长，大约就是我因为“不守校规”被国木田老师斥责而收场。
还好，铃响了。
这里是私立学校，学费很贵，学生不是政府官员家庭就是商人家庭。学校里有极少数的特例，我是其中之一：单亲家庭，爸爸只是一个私人企业的出纳员，经济条件有点糟糕，每个月房租和生活费就消耗掉了绝大部分的收入，没什么积蓄。没有固定住房，公立学校名额就挤不上，好在我成绩不错，因而获得了补助金，得以在这间学校就读。这是爸爸和我很不容易争取到的读书机会，不容出半点差错。于是我成为了这个小社会里的食物链底端，最弱小的存在。
经验告诉我，门口剃头事件的争执没有这么容易过去。听说学生会长是剑道高手，拿过不少奖项。这件事对我而言早就不是“听说”了，木刀砍在背后非常疼。
“你太傲慢了，桂正作同学。”会长背对着窗，窗外的光线称得他整个人阴沉沉的，我趴在地上只觉得他的脸模糊成一团黑影，“总是这样不服从学生会的管理，非常糟糕。”
围着我的人有几个？书记，风纪委员，体育委员……四五个，这些人都是会长的走狗，听他指挥，关门咬人。会长让他们对谁好，他们就对谁好，会长让他们针对谁，他们就针对谁，我似乎是后者中最凄惨的那个。在我看来，他们总是毫无缘由地以校规为借口发起冲突，利用我来发泄他们旺盛的精力，从羞辱、辱骂开始，以拳打脚踢结束，没有太多的新意。我的应对方式则是保持沉默，咬牙熬过去，如果打中了脸，在脸上留下淤青，他们就会在散布“桂正作放学后跟社会人士打架了吧”之类的谣言，说多了就会成真。所以我牢牢护住脸，只要不打脸，就没人对我指指点点说三道四。之后就会有几天平静的日子。
把头缩到龟壳里，这就是弱者的生存之道。
过程会持续一段时间，很难判断过了几分钟。他们累了但还不够过瘾，主要是我已经不像一开始那样又喊又叫了，这样让他们感觉很无趣……他们似乎打算来点有趣的。
风纪委员拿出了我的书包，往里塞了什么，又将书包放回了原处。接着会长拿出了手持摄像机开始录制视频。我意识到塞到书包里的不是什么好东西。
“接到同学的举报，桂正作携带违规书籍入校。为了确保检查的公平公正，录制视频。由于桂正作抵抗检查，暂时由两位委员看住他。”摄像头对准了我的脸。
“我们现在拿出他的书包，打开，里面有课本、作业……”他像发现什么宝物一样笑了起来，可惜摄像头不对着他，没有把这个恶心的笑容一起拍进去。
“还有杂志。看看，这是什么杂志？哦…………竟然是□□止的成人刊物吗？你不止自己看，还打算带到学校传播吗？还是打算用来性骚扰女同学？”
这种事情……
“我没有！”
“桂正作对事实进行了反驳。”会长沉稳地把摄像头又转向我“你有权保持沉默，也有权为自己辩解。继续说。”
“杂志不是我的。”
“那是谁的？”
明知故问！
“哦……你的意思是，有人把杂志带来学校，并且嫁祸给你吗？是谁？如果事实是这样的话，你指认真凶，学生会会给你主持公道的。”
是你们，凶手就是你们——能这样说吗？
这样说，他们就会让莫须有的携带成人刊物的罪名坐实，还会再增加为了脱罪而胡乱攀咬学生会的罪名。
但可以沉默吗？那就变成了默认。怎么办？
我盯着摄像头，镜头里拍摄到我的眼睛一定通红。在这时候的想象中，我是一头野兽，牢牢盯住了猎物，瞄准了对方的要害，在猎物放松警惕的一刹那，我挣脱禁锢伸出利爪撕破了他咽喉！摄像机被我拍飞，砸到课桌上，迸出许多成块的碎片。
看着对方惊讶的表情，我第一次感到爽快。
我冲向摄像机的残骸，必须破坏里面的存储卡。我蹬上椅子，一下跨过两三张课桌，摄像机就落在两组之间的通道，看到了！我已经看到了！
沉重的什么东西扑到我身上，一脚踏空，我似乎听到了自己的脚踝发出了有如折断树枝的脆响，下巴嗑在了坚硬的地板上，两只手死死摁住了我的头。摄像机，就在我眼前，只要我往前再伸一点头，鼻尖就能碰到那个破碎的角。
会长用手帕包住摄像机的手持带，将它拿了起来。
他惋惜似的说：“我爸是校董。本来只要好好跪下来求我，我可以帮你和校长求情，只记一个大过。说起来可能你都不信，我爸挺欣赏你的，经常和我说，‘那个桂正作这次又是优等，家境贫寒但学业上出类拔萃’，非让我多和你交往，近朱者赤呢。我觉得很有道理，就答应了。可惜……今天我得告诉他一个不好的消息。”
尽管什么都看不见，但直觉告诉我大祸临头。
接着“砰”的一声，所有人惊呼起来，压在我头上的手也松开了。我仰头看他，鲜血从额角流下，顺着脸庞和脖子，染红了衬衫的前襟。
“我被桂正作殴打了。”
没有人再抓住我，但我却移动不了任何一根手指，无法对这份恶意做出任何反应。
事情的发展简而言之，就是从一个深渊滑向另一个更深的深渊。
据说会长的额头缝了三针。
不是从学校听说的，这件事发生后，爸爸带着我跪在诊疗室门口，把额头贴在地板上连声道歉。会长的父亲，也就是校董对我厉声斥责，孩子流了多少血、缝了多少针、他有多心痛，一旁陪同的校长也跟着表示对我多失望，给学校造成了多不良的影响……等等。
此时我不打算做任何辩解，因为我已经提前和爸爸私下说明了事情的原委。
“爸爸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你相信我！”
“你的意思是他陷害你？是他自己打伤自己的？阿作，你自己看看你说的，这可能吗？人家有钱有势什么都好，人家会因此嫉妒你？”爸爸叹了一口气，“再说，不是我不相信你，我相信你没有用啊。”
说得对。
一万日元的治疗费只是小小的开端，接着是五万日元的全面体检。第二天一早就收到了停学调查的通知，调查十分顺利，所有目击者的口供都是一致的，摄像机拍下了“所有的过程”，人证物证俱在，开除处理是意料中的结果。
也许只是巧合，屋漏偏逢连夜雨而已——爸爸就职的公司里发生了盗窃事件。财务室保险柜中的300万元现金不翼而飞，身为出纳的爸爸被当做嫌疑犯逮捕了。如果我家真藏有300万元现金就好了，也许可以将这笔钱送给校董赔礼道歉，但翻遍家里柜子和存折也只有几万元而已，这下别说是用钱解决事情，连房租都没了着落。而当我溜进公司想要见老板一面时，却看到他喜气洋洋地打着电话，用讨好的语气说着“贷款通过、合作愉快”。
电话对面的是谁，我心里也有了轮廓。这时我才意识到一件事，无论忍耐、退让还是反抗，结果并没有什么不同。游戏的结果早已确定，规则不过是制定者为了让游戏看起来公平而已。既然注定赢不了，为什么还要玩下去呢？但出局之前，我还有事要完成。
我时隔半个月再次来到学校，趁着风纪委员和女友调笑的时机，我把伞倾斜了一点遮住脸，迅速地钻进校园，直奔校舍的卫生间，躲进了隔间。我打开书包检查里面的东西，那是一捆自制的炸蛋。
制作炸蛋的材料步骤繁多，即便有配置火药和制作炸蛋的知识，短时间也无法逐一将各种材料购置齐全。
时间，恰恰是我最缺乏的，因为勇气一闪而逝。为了跟上勇气的脚步，我采取了更简便的办法，从合法销售点购买了一批烟花弹进行拆解，将□□重新包装，6支成一捆。这样简易制成的炸蛋，我不确定能不能炸、威力有多大，按道理说它可以，但也没有进行过实验，谁知道呢？接着，又从网上购买了一批表盘，做成了定时炸蛋的样子。当然，它不定时，毕竟我也不知道事情将如何发展，比起给自己限时，把爆炸的时机掌握在自己手里会比较明智。
上课铃打响了，我盯着炸蛋上的表盘，又继续等了一会儿，然后走出了隔间。推开教室的门，讲台上的老师在嚷嚷着什么，我完全不关心，在所有人惊愕的眼神中走到了会长的前面。
“想干什么？”他即便是仰头看我，也好像在看一条流浪狗。
我从书包里拿出炸蛋放到他面前。亮出炸蛋的那一刻，所有人都尖叫起来，四散逃去，包括了会长，我不介意他也跑走，并没有打算挟持他。如果挟持他，我可能会被军警的狙击手一枪射穿脑袋。
教室外面乱成一团，从窗口向外看去，黑漆漆的人群从校舍大门奔涌而出。几个教师在维持疏散的秩序。
我朝楼下喊道：“10分钟！把新闻记者叫来！”
很快，好几辆警车鸣笛驶到楼下，当然，还有记者，电视台的车、报社的车都来了。校长小跑到警官的身边，说着些什么。然后他接过喇叭一边向我喊话，一边用手帕擦他汗涔涔的肥脸。我举起手上的炸蛋，大声地向他喊出要求，我从来没有这么大声喊过话，仿佛一切的抑郁都从喉咙里喷了出来。
“把事发前，本月5日、7日、10日、12日、16日的监控备份出来两份，同时交给给我和记者！否则15分钟后我就炸掉校舍。”
校长听到我的要求就在雨中不知所措地转起圈来，我感到一阵好笑。他一定以为我点出的日期，是学生会会长和委员们实施恶行的具体时间，我要监控记录用以作为翻案的证据，是为了能洗清自己的罪名，还能顺便公之于众，扳倒会长的父亲。
怎么可能呢？他们怎么可能会蠢到在监控下行事？监控记录里当然什么都没有，但他们能肯定什么都没有吗？日期是我随口说的，5天数十个监控的全部记录，是没法在15分钟内筛查完的，因此他们既不可能把真的监控记录给出来，更不可能给假的——这就是“心虚”。
校长在军警的指导下应承现在去办，换上了谈判专家来劝说我放弃抵抗束手就擒。我站在窗边，让他们闭嘴，然后开始大声说着事情的所有真相。电视台的摄影师把镜头对准了这边，而我也盯着摄像头，也许这样做能证明我没有撒谎。
“还剩3分钟！监控记录还不拿来吗！”
记者冲着摄像机说着事件的进展，不断变换着手势，看来她也疑惑炸蛋狂的要求如此简单，为什么校长不予满足。
“你们在怕什么呢？！”
我快忍不住笑出来了，等15分钟一到，我就投降走出去。
“嫌犯的要求未被实现，事情是否另有真相？”“时间已到，炸蛋未爆。炸蛋人为何设计一出闹剧？”——这样一来，无论是刚才电视台拍摄下我的供述，还是被抓后对案件的调查，都不会再局限于学校内部，舆论对案件的关注能持续好几天，就算校长能确查了监控记录里什么都没有而提供给警方，舆论也会留下监控是否完整、是否被删改的疑问。除此之外还会有：校董的儿子是霸凌事件的始作俑者吗？校方是否存在职务不端？是否存在包庇？是否高层之间存在幕后交易？等等问题接连而出。
做这些事，我能得到什么呢？
快感，让他们也尝尝百口莫辩的快感，哪怕这种虚幻的快感只能持续几天。
这是来自蝼蚁的反击。
“还有2分钟！你们是打算认罪了吗！你们要承认对无辜的我做的一切罪行了吗！”
楼下谈判专家还在继续说着话，军警仍旧保持着待命的姿势。
不对！
有什么不对！他们为什么这么镇定？
在我激情对着摄像机说话的时间里，他们发生了什么？我遗漏了什么？
突然手臂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拖拽，身体顺势竟飞起来，天旋地转，手腕和肩关节传来剧痛，当我意识到发生什么的时候，被手臂反转着压